WTO与中国安全生产（之二）

　　1、把政治、社会问题与经济、贸易挂钩，是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多年来一贯立场。

　　早在冷战时期，西方就把经济、贸易作为战略武器来使用。在制定WTO多边贸易规则的过程中，美国等西方国家一再提出劳工标准、环境保护等社会问题挂钩的主张，发展中国家也总是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

　　早在GATT乌拉圭回合谈判中，发达国家就一再提出在国际贸易规则中应加上国家经济贸易政策、环境保护和劳工标准等新议题。1995年世界贸易组织成立（WTO），从1996年的新加坡部长级会议到1999年的西雅图会议，劳工标准一直成为困扰WTO发展的难点之一，就此也分化成泾渭分明的两大阵营，一方是坚持劳工标准的美欧为主的发达国家，另一方是以印度、巴基斯坦为主的持反对意见的发展中国家。中国反对把劳工标准列入WTO议题，但以往中国仅是观察员身份，在WTO正式活动中很难发挥更大作用，中国加入WTO后会使发展中国家的力量得到很大的加强。

　　2、发达国家认为，劳工标准与贸易利益密切相关。

　　其代表性观点就是：由于各国工人工资水平、工作时间、工作安全条件、劳动环境等条件的差异，使得劳工标准低的国家在国际贸易中有相对的“不平等的”优势，劳工标准差异较大的国家进行贸易，势必造成对劳工标准高的国家的“社会倾销”，这实际上是一种不平等竞争。还认为，低工资国家劳动者所受“剥削”比较严重，他们工资水平低，福利水平差，工作环境恶劣，安全保险度低，如果发达国家听任低劳工标准国家贸易商品的“社会倾销”，会给自己带来很大的经济与社会问题。他们认为，在国家贸易自由化之前或同时，应在贸易协议中制定统一的国际劳工标准，并对低劳工标准国家的贸易进行适当的限制。发达国家中以美国态度最为坚决。他们提出，在WTO新加坡会议上讨论“劳工标准”问题，是为了保证国际贸易的“公平性”，保护发达国家的利益，应在工资、劳保、工时、福利等方面制订一些使各成员国均遵守的标准，作为国家贸易中的“公共规则”之一。

　　除了“公平性”这一口号外，发达国家另一个重要武器就是“人权”。这种观点认为：在现代社会，人的尊严和权利高于一切，高于经济、贸易活动，任何经济、社会活动必须首先服从于保障基本人权这一目标，在国际经济一体化的今天更要崇尚这一原则。所以发达国家认为，他们有义务在与发展中国家进行经济贸易合作时，首先要注重当事国家的人权状况，尤其是涉及产品出口贸易企业的劳工状况。当前人权优先的理论在发达国家具有一定的市场。

　　3、发展中国家从自身的经济、政治利益出发，坚决反对把劳工标准列入WTO多边贸易规则之中。

　　广大发展中国家认为，将劳工标准与国际贸易联系起来，对发展中国家来讲，在政治上无法接受，在经济上也毫无道理。发展中国家并不反对提高劳工标准，各国经济发展的目标之一也就是提高国民福利水平。但是，由于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阶段不同，因而各国劳工标准差别很大，在现阶段建立一个统一的国际标准是不可能的；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在各个领域可能都存在不同程度的差距，这种经济技术和社会发展方面的差距是综合性的，这些差距只能是随着综合国力的增强而逐渐缩小，发达国家不也是经历了几乎同样的历程一步一个台阶的走过来的吗？发展中国家不可能为迎合某些发达国家的要求而修改本国的发展战略和长远目标，更不可能为此作出牺牲；发达国家拥有技术、资金等竞争优势，而发展中国家的劳动密集型产品出口价格低，正是其国际竞争优势之一，劳工标准的统一，必将增加成本和负担，削弱发展中国家的优势，导致发展中国家对外贸易的萎缩与停滞；发展中国家还担心，将劳工标准等与贸易没有直接关系的问题拉进WTO议题之中，将进一步限制发展中国家制定本国政策和发展计划的能力。劳工标准是一个经济与社会发展的问题，不是一个贸易问题，它是由社会发展阶段和市场规律决定的，非人为因素可以改变，将劳工标准做为限制国际贸易的手段，违背多边自由贸易的公平原则。无论现在，还是不远的将来，发展中国家都不能接受一个强压于人的国际标准，否则广大发展中国家丧失的就不仅仅是经济利益了。

　　4、WTO中的劳工标准之争有着深刻的国际政治、经济背景原因。

　　首先，在全球经济一体化和发展中国家对世界经济参与程度越来越大背景下，提出劳工标准是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在国际贸易领域内斗争日益激烈的结果。为了取得同发达国家平等的贸易地位，发展中国家进行着持续不断的斗争而且取得了一些成果，发展中国家在世界经济贸易中的作用日益增大，WTO的成员中有2／3为发展中国家，90年代以来发展中国家占世界贸易量的比重不断增加。随着发展中国家贸易地位的上升，发达国家设置了许多新的非关税壁垒加以限制，劳工标准只是发达国家利用非关税壁垒限制发展中国家贸易的政策延续。可以预见，这类问题与矛盾还会不断的发现和产生。

　　其次，发达国家不得不面临国内越来越大的压力。90年代初以来较长一段时期内，发达国家经济处于缓慢增长和微弱衰退时期，因而引发了其诸多的经济及社会问题，比如工资增长乏力、失业率居高不下等。在此情况下，各国政府的压力增大，特别是来自劳工组织的批评日益增多，欧盟各国和美加在一体化过程中都曾经历过这样的时期。在国内社会政策不健全或无力挽回颓局的情况下，发达国家就将劳工标准与贸易联系起来，企图将矛盾转移，嫁祸于人。

　　第三，是发达国家为制造非关税贸易壁垒寻找借口。在来自发展中国家产品进口的冲击下，如果采用提高关税的贸易保护主义方法，这恰恰与发达国家所一贯倡导的贸易自由原则背道而驰。劳工标准和环境保护这些最能迎合大众心理的议题无疑就成为建筑“绿色屏障”的最佳材料。这种保护主义屏障，说起来堂而皇之，做起来也简便有效。

　　最后，由于劳工标准具有很强的社会属性，将其与国际贸易挂钩，不能不怀疑其中的政治原因，劳工标准会成为某些发达国家达到政治目的的手段。这些议题与以往某些发达国家动辄以人权问题相威胁的手段一脉相承。发展中国家对贸易的依存度较高，因而某些发达国家试图以贸易相威胁，迫使发展中国家接受其人权概念，以达到政治干预的目的，这也是发展中国家对劳工标准疑虑、担忧的原因之一。

　　5、在WTO规则中加入劳工标准与情不通，与理不合。实事求是的分析，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在工资水平和劳动条件等劳工标准方面的差异，客观地反映了其生产力发展水平和社会发展阶段的特点。人为地制定一些标准来消除差异，在理论和实践中都行不通，反而助长贸易保护主义倾向，造成对国际贸易的阻碍，影响全球经济一体化进程。发达国家非技术工人失业率高，应更多地归因于近年来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及在工业生产中的应用，同时，非技术工人的收入下降与发展中国家的贸易并没有直接因果关系。利用贸易保护主义手段不能从根本上解决国内经济问题，劳工标准问题实际上是一个低标准的发展中国家如何提高与发展的问题。发达国家真正应该做的是，给低标准国家提供具体的帮助，在国内，将竞争带来的问题由社会政策如教育、培训等以及适宜的地区政策加以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