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喜亭：二次创业从贯标认证开始

“我对贯标认证的认识，就像质量意识的升华一样，是一个渐进的过程。这个过程，与我主持施工的工程项目连在一起，是其中的一部分。”
记者：史总，2001年年底，我偶然读到您军事情报 关于企业管理创新的文章。这篇文章，发表在2001年12月18日的《中国企业报》上。文中，您用较大的篇幅谈到ISO 9001标准在创优工程中的应用，有很强的操作性。那么，您在文中提到的做法，是否得到了应用？
史喜亭：当然得到了应用。如果不是成功的应用，我也不会和同行共享啊。去年下半年，我们公司开始实施2000版ISO 9001标准的转换工作，并将其作为企业管理创新折一项重大举措。当时，我所考虑的重点问题，是如何使标准充分体现施工企业的特点并确保创优目标的实现。那些做法，是我应用标准指导工作的结果。后来，我们请认证机构对质量管理体系在施工创优过程中的应用进行了有效性评价，得到肯定。2002年上半年，我们公司完成标准转换并尖利通过了认证审核。企业的管理能力由此得到了进一步的提升。
记者：最近，我到您所在企业的相关部门采访质量管理方面的情况，一个突出的感觉就是您非常重视贯标认证工作。您对这项工作的认识，是否有一个过程？
史喜亭：我对贯标认证的认识，就像质量意识的提升一样，是一渐进的过程。这个过程，与我主持施工的工程项目连在一起，是其中的一部分。
记者：十多年来，您主持施工的工程项目大多获得了市级以上质量奖。我想这与您的质量意识有关。质量意识似乎是质量管理永远的话题。就个人而言，您的质量意识的形成，是否与经历的某个事件有关？
史喜亭：谈到我的质量意识的形成，可以追溯到上世纪80年代的一件事。那时，我所在的部队承建一栋军用主机楼。上级对这项工程十分重视，派出陈容强大的工作组，干部的级别从排到师全都有。结果，还是发生了混凝土灌注漏振事故，成串的首长挨了处分。那时，施工管理不像现在这么注重过程的控制和技术规范的执行，而是强调思想觉悟和工作责任心。耐人寻味的是，入情入理 这起事故的原因恰恰是作业人员没有尽到责任。
那时，我是实习技术员，虽然处分没有落到我的头上，但毕竟给我上了深刻的一课。我想如果我是作业人员决不让事故在我的辖区出现。现在回想起来，虽然当时的想法是“表决心”式的，但挺朴素、挺有信念的！这件事，是我认识质量、形成质量意识的启蒙。

“大约是1993年，我开始接触ISO 9000系列标准，并在工程项目施工中做了应用尝试，找到了一点‘法治’的感觉。我迫使自己从‘人治’向‘法治’转变”。

记者：您所在企业是1983年7月由基建工程兵转工到地方的。面对建筑来僧多粥少的局面，企业在“兵转工”之时就处于市场竞争的环境中。当时，您最主要的体验是什么？
史喜亭：与同行来的老牌企业相比，我们是一支新军。致命的问题是：工程优良率不高，没有招牌工程，直接任务的承揽量，致使企业的自下而上比较艰难。这种体验，是从企业进行的市场形势教育中领受到的。那时，我是基层施工队的技术员，很独立主持一项工程。我一直等待这个机会，等待靠质量创业的机会。
记者：您在何时等到了这个机会？
史喜亭：1990年。这一年3月，企业以我的名字命名了一支青年突击队，这个看似简单的组织形式，为我创市级优质工程提供了可能。这之前，我们公司一直没有实现市优质工程零的突破。当时，公司领导把航天部8359所实验楼工程交给我，并下达了创市优质工程的任务。经过千辛万苦，我实现了这个目标。
记者：1990年，您可能还没有接触ISO9000系列标准。那么，在实现这个目标泊过程中，您好采用了哪些质量管理手段？
史喜亭：那时候，我的头脑中没有ISO 9000系列标准的概念。但是，我认为创优质工程必须有一套严格的控制方法。所以，我在施工方法。所以，我在施工中改变了传统的施工方法，实施了“优质工序运作法”，使所有工种、工序在优质水平线上有效运行。同时，我还注重工程细部的精雕细刻，如窗口滴水线，市优质工程标准并没有作出规定，但我作出了一律距墙3厘米的硬性规定。当时，有人说我小题大作。我说，搞建筑就是要有硬规矩！这样做的结果是，滴水线棱是棱、角是角，看上去赏心悦目。
我认为，像这种给工程贴金的活儿，能做就做，做就做好！对于必须做好的活儿，再难也要千方百计做好！这是我的创优原则。现在回想起来，我真是特别的“主观”、“霸道”！那时，为了学习创优的经验，我曾四处求教，可是，我最终明白，还是向自己求教更实惠。比如，塑料地板在冬季遇冷硬化，无法粘贴，直难啊！晚上只好带着问题回家。经过苦苦思索，我突发奇想，把家里的电熨并没有带到工地，用它对地板进行预热试验。经过多次“折腾”，最终达到粘贴标准的要求。同事们纷纷响应，都把家里的电熨斗带到工地，上万张塑料地板块如期粘贴完毕。不仅为竣工赢得了时间，也保证了工程质量。最终，这项工程被评为市优质工程。这也算是个小小的奇迹吧。
记者：您首次带队，就把工程项目做成了市优工程。这是一块“金字招牌”，无论对您还是企业都具有标志性的意义。随后，您副食这支队伍又连创2项市优工程。但我感到，您在打造这些“金字招牌”的过程中，“人治”色彩比较浓厚。作为一个工程项目的主持人，如果借助“法治”的力量肯定会比“人治”更能从容地实现项目目标。您认为呢？
史喜亭：是这样的。作为项目主持人，在管理思想上实现从“人治”向“法治”的转变，是我用心去做的事情。主持一项工程，既要讲求经济效益又要创优质工程，好像千头万绪都归接到我的身上。有一段时间，我常常因工作劳累或力不从心而激动甚至暴躁。这种不能承重的感觉，可能就是“人治”的“后遗症”吧。大约是1993年，我开始接触ISO 9000系列标准，并在工程项目施工中做了应用尝试，找到了一点“法治”化的感觉。于是，我迫使自己从“人治”向“法治”转变。

“真正认识ISO 9000系列标准并有效地贯标，是我任项目经理以后。ISO 9002质量管理体系标准的应用提升了我的领导能力。”

记者：1993年，您被推上了项目经理的位置。与做青年突击队队长时的热血激情相比，您更注重理性。那么，您在质量管理思想方面有哪些突破？
史喜亭：要说质量管理思想的突破，ISO9002在项目工程施工中的应用可以算一个。真正认识ISO 9000系列标准并有效地贯标，是我任项目经理以后。ISO 9002标准的应用，提升了我的领导能力。
记者：您认为最成功的案例是哪荐工程？
史喜亭：1997年秋季开工的新世界大厦。这座大厦位于北京崇文门路口，总建筑面积16.5万平方米，是集商场、公寓、写字楼、娱乐健身场所于一体的综合性商用大厦，被列为崇文景观的代表性建筑之一。
这座大厦的施工有3个难点：一是施工场地十分狭窄，旁边仅有一条4米宽的车道，四面临街，商业网点密布，建设方要求现场所有料具随用随清，大型施工机械、设备现用现上，不得在现场无工停留；二是施工人员多而杂，仅民工就2000多人，若管理不到位，难与周围的商业氛围保持和谐；；三是工期短且质量要求高，这是最为突出的矛盾。因此，使各个方面的工作形成良性循环，是我必须解决的重要课题。我认为，最重要的是将贯标体系的适宜性和有效性，使每一个过程最大限度地增值。
基于这种想法，在建立质量管理体系文件时，我针对以前工程项目职责不清、主次不分、证据不足的问题特别强调质量职责的落实和过程控制，将工序和特殊工序作了识别，设立了工艺控制点，明确了工艺控制方法和操作规范。比如，为了保证冬季浇注地下结构混凝土的质量我将钢模改成竹编模。支模时，质检员严格把关；拆模时，要有技术部门的通知。由于成功应用了ISO 9002标准，这项工程不但达到建设方近乎苛刻的质量要求，还创造了“新世界速度”。
记者：如果说新世界大厦工程使您好的管理思想完成了从“人治”向“法治”的飞跃，并提升了您作为项目经理的职业境界，您能认同吗？
史喜亭：“飞跃”一说，我不敢领受。提高职业境界，是我的追求。若用“进步”形容，比较符合我的思想和工作实际。的确，新世界大厦工程使我明显感到自己在管理方面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比如，与ISO 14000系列标准的接触，就是从这项工程开始的。作为一个建筑工程项目，其施工现场与周围的环境应保持和谐，但施工所产生的垃圾、噪声等环境污染恰恰与这些要求相矛盾。这个矛盾怎么解决？就是建立环境管理体系。在建筑施工过程中，不但要解决环境污染问题，还要解决生产中的安全问题。对于项目经理，这是头等大事。从新世界大厦工程开始，我有意识在施工现场加强安全生产的管理，制定了一些制度并强制执行。这种思想意识，为我后来开展职业健康安全管理体系认证打下良好的基础。
记者：我查看您主持承建的新东安市场C区工程项目资料时，发现了一个现象：不惜成本地采用新材料。这样做，出于怎样的考虑？
史喜亭：出于两点考虑。第一点，考虑质量概念的延伸，也就是强化产品意识。作为建筑企业，能不能把工程项目作为产品的生产过程进行控制，是一个认识问题。我认为，建筑企业应当借鉴或引用制造企业产品实现过程的理念，提高对建筑产品品质的重视程度，才会提升企业的质量内涵，形成大质量概念逐步建立企业的品牌。第二点，考虑到通过对工程项目的管理和动作，已经从整体上降低了生产成本，某项成本的增加不会对整体经济效益产生大的影响；同时，建立一个品牌工信，经地有效应用标准和其他技术手段的实施，我们具备了向管理要效益的能力。承建新东安市场工程，恰好为我们创建品牌工程提供了适宜的载体。
新东安市场是北京市建国以来规模最大限度的商业建筑项目之一，仅C区就达7万平方米。我看过图纸后，提出了高于质量规范要求的施工质量标准，在8个工序中进行了10项技术攻关，不惜成本地采用了20多种新型建筑材料。这样做的结果是，新东安市场C区的质量专项指标在1996年“现代化建设与教育国际学术会”上受到200位中外专家的高度赞誉，入围“鲁班奖”审核名单。能创造这样的影响，我们的投入就值。
记者：1995年，您被提升为企业的副总经理。这一年，您仍然作为项目经理主持承建了文化部办公楼工程。这项工程获得“鲁班奖”，您终于登上了建筑业质量的巅峰，实现了多年的夙愿。那么，创造这奖项的主要因素是什么？
史喜亭：文化部办公楼工程能荣获建筑业的最高奖项——鲁班奖，是多年质量管理和技术积累的结果。值得一提的是，在施工中，我们对质量管理体系进行了改进，首次引进国际通用的PASS综合考评法，对工程实施全过程立体审核监控，从而确保了质量指标的实现。

“对于企业，贯标认证可提升管理水平，对于我，它可以提升领导能力。”

记者：十几年来，您好主持承建的项目工程成为一块块“金字招牌”，使您好完成了人生的重要转折。据说，您好担任企业总经理后，第一次在机关大会讲话就讲到了贯标认证。这是出于怎样的考虑？
史喜亭：当时，企业管理正处于改革的酝酿阶段。我想只有通过管理改革，才能实现从舒张管理向规范管理、从经验管理向科学管理、从“人治”向“法治”的转变。贯标认证为我们提供了完成这种转变的可能。所以我要求把贯标认证提高到企业二次创业的高度来认识，使质量管理体系为企业增值。我提出二次创业，是为了使全员产生贯标的激情并营造一种氛围。对于企业，贯标认证可以提升管理水平；对于我，它可以提升领导能力。
从1996年至2001年，我们先后完成了质量管理体系、环境管理体系和职业健康安全管理体系的贯标认证和ISO 9001：2000标准的转换。现在，对这三大管理体系的一体化事例工作正在加紧进行。我相信，一体化的管理体系一定能成为北京城建一公司进入建筑业一流品牌行列的助推器。